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的主要实践及启示

作者:成信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云南省结合实际贯彻和实践邓小平经济理论,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云南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积累了“三结合一体化”、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相结合、沿边开放等经济建设经验,打造出云南烟草、生态旅游、矿产资源开发、生物制药等许多享誉中外的特色经济产业。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对于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云南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的主要实践

纠正“一大二公”错误,突破产权形式单一的格局,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上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等省及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之后,云南省开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高寒、分散、贫瘠山区推行土地包产到户和包交提留到户,之后才逐步扩大到山区、半山区和坝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废除“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逐步把所有的荒山、林山、草山和轮歇地分别不同情况,以自留山或责任山的形式承包到户,实行大牲畜私有私养,在国有农林牧渔场(包括华侨农场)内办家庭农场和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倡农民在承包土地上挖塘养鱼,在承包土地上种植和经营果园,增加和建设农村集市贸易点,开辟城市农贸市场,鼓励农民进城开店办厂,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到1984年,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实现了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160亿斤增加到201亿斤,烤烟增长达到124%,甘蔗增长达到140%,茶叶增长达到58%,生猪存栏增长达到33%,农副产品商品率由1978年的26.5%提高到54.4%,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0.6元提高到310.4元,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农民自发地喊出“翻身要靠共产党,致富全靠邓小平”的口号,并写成春联贴在门上,展示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依靠科技和教育进步,调整产业结构,促使城乡经济转变经营机制和体制。改革开放后,全省贯彻“治穷先治愚”的理念,实行经济开发同开发智力相结合,在全省所有县(市、区)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所)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泛开展农村扫盲和职业教育,在确保在农村粮食生产供给自足的情况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云南城乡经济改革互动,一是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按国家规定完成合同的定购粮后,允许粮食自由上市,放开其他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供求。二是积极鼓励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林业、商业、矿产、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建材业等多个行业。三是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逐步转变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管理上,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展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重工业生产围绕市场供给转向轻工业市场,支援农业、出口和城市经济建设。20世纪80年代,先后开发出了春花自行车、兰花冰箱、蓝箭汽车、民用光学仪器和民爆产品等自主品牌,特别是烟草行业引进国外卷烟先进生产技术,培育出云南的支柱产业——烟草产业。同时,农村大批养殖户、家庭企业和联办企业的涌现以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省糖、茶、酒、毛纺、丝绸、皮革、造纸、制药、橡胶制品以及日用消费品等雨后春笋般地随着市场发展起来,全省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的小农经济意识,告别了物资供应短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培育支柱产业,搞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实行多种经营和分配方式。1992年,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全省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出售、公司改制改建、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与回购、股份合作、兼并重组等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在流动中增值,通过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相继打造出了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昆钢、云铜、云天化、云锡、冶金、建工等集团,实现了企业从体制转轨到经济增长转型,保证了云南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向市场要经济效益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云南出现了农村商品生产基地。如1986年的普洱县板山茶场,茶场由县茶叶公司与乡联办,乡村出土地,出劳动力,茶叶公司筹资,派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共5人,组成937人的种茶专业队,经过5年时间,到了1992年,开发出4000多亩高产密植速生茶园,并试制出名优高档茶1000多公斤,每公斤出厂价达300元左右,实现了茶农人均收入800多元,当时部分农户盖上了新房,买上了自行车、手表、电视机。这一“公司+农户+基地”和“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三结合一体化”经营模式,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西双版纳州、丽江市、大理市等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等多种经营方式,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产业,打造出了许多享誉中外的旅游产业,实现了云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

走共同致富之路,促使资源开发利用与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结合。云南矿产资源丰富,有色金属多,国家大型矿产比较多,建得也比较早,改革开放初期像个旧锡矿、会泽铅锌矿等,矿山跟当地农民经常争矿,经常打架,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1986年,国家批准昆钢由原来年产60万吨钢到1995年达到100万吨钢的改扩建计划后,原料供应地选在玉溪市新平县鲁奎山马腊依主体矿区。由于矿产资源牵涉当地群众利益,为了化解矛盾,昆钢和玉溪市新平县达成联合开发的协议,由昆钢投资,新平县负责开矿,用乡镇企业的形式管理,当地农民参与开采矿石,昆钢进行冶炼和经营等方式进行开发。据当时的物价测算,建设年产50万吨的铁矿,需要投资6000万元,其中矿山用水就需要400万元的投资。走联合开发办矿的办法后,昆钢冶炼用水就用当地水库蓄水,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由昆钢给当地一些补贴,加强一些修补就能用上,减少了昆钢当时不少的重复投资,昆钢节省了一半的建设费用。如昆钢采用合同制招收当地民族工人参与采矿,签订合同各自履行责任和义务,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分工,融洽了民族关系,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1989年,矿区农民兴办起碾米、磨面、米线作坊,铁矿区建成后,山上的农民变富了,人均产粮420公斤,纯收入达354元,当时群众实现了生产致富。这种“少数民族离不开矿山,矿山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矿群关系,为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以开放促进大发展,从末梢走到前沿。改革开放后,云南先后引进89台(套)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卷烟设备,实现了卷烟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流水作业;昆钢引进瑞士、德国、美国等先进生产技术,1993年实现了百万吨钢的梦想;世界500强企业芬美意香料、贝克诺顿制药、花卉竞卖中心等23家企业落户云南,实现从初级产品加工逐步向制成品加工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外向型经济发展。同时,云南也加大沿边、沿江、沿路的开放力度,国家对昆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畹町、瑞丽、河口开放为边境开放城市,全省开放了20个口岸,开通了100多条边民互市通道。自1993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21世纪初,云南与相邻省区共同合作修通了南昆铁路、内昆铁路,深化了以上海、浙江为重点的“长三角”合作,以广东为重点的“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合作,劳务输出和东部产业向云南转移,有力地深化了云南与国内外的经贸交流合作,云南逐渐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商品贸易的通道和基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飞跃发展。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实践的主要经验启示

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调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改革的“红利”。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作为全国的指导。”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敢于先行先试,勇于吸收群众对改革的期盼和愿望,才能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释放改革的“红利”。

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这充分表明,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只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加强交通、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发挥市场促使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的有序有效流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合作交流,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提速增效。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这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来说,只有克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畏首畏尾等狭隘落后的观念,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对外开放的办法,加强国际、省际、地县间、企业间的合作交流,才能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运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

原载2014年《社会主义论坛》第9期“理论辅导”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任成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