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黎明: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支撑

法治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所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心理支持力量,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灵魂和基础。

文化对法律制度有着重要影响和支撑作用

中国古代法律自始至终都是一部“皇权(或王权)至上”的发展史,历代君主都以法律的形式,划分君臣名分,君是君、臣是臣,不得逾越,等级特权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的效力高于法律的效力。通过道德这样一个更高阶的规范,形成社会的道德秩序。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直认为人比法律更重要,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是由人来运用的。所以中国的法律制度设计选择贤人来进行审判,这种审判结果才是符合正义的、符合道德标准的,所以,中国的法律传统不太强调规则支配,而强调贤人支配。

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治进程,是由市场经济的内部发展,伴随市民社会的形成缓慢演进的过程,进化的时间很长,动力是内在的。中国法治化道路,则是后发的,动力是外在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法律称为是情理法。中国人传统的生活当中,看重的是人情,天理,也就是说我们有刀制,没有水治。我们的文化土壤缺乏现代意义上法治基因。一直到近代迫于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外部压力,才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刑法、民法、商法。

历史发展表明,蕴含、体现和弘扬法治精神的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对法治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比如权力至上的传统、以道德为规则的情理法、贤人支配的法文化等等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负向影响。但是,中国也具有诸多可以转化为滋养现代法治建设的优秀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像儒家重视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主张先富后教、德刑结合、刑罪相称,像法家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主张因时制法、事断于法、以法治国等等,在当今法治的崭新制度视野下,都将成为中国特色法治精神的宝贵历史资源。更何况,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艰辛探索和奋斗,人治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法治国家所需内生动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探索之路,深刻总结了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依法治国方略,并相继作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法治国家建设制度安排,可以说,有利于法治文化培育的资源越来越多。

全面依法治国离不开正确理论指引和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新中国,同时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再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的目标要求,强调“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不久前,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了战略部署,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根本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同时,我们党通过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动法治价值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充分发挥和显示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优势和自信。实践证明,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在着力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法律实施的同时,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不断完善机制、创新形式,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维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起来。

以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法治精神是人们对法治的尊崇、敬畏、捍卫和厉行,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法治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执政党的法治引领、政府的法治自觉和公民的法治自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执政党的法治引领。只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对法治是认真的真诚的动真格的,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我们的人民群众才会逐步确立对法治的遵从和信赖。因此,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要做奉法的模范。要摒弃特权思想、人治思维、长官意识,对法治常怀尊崇、信仰、敬畏之心,不谋求法外特权,不寻找法外之地,才能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鲜明价值导向。二要做学法的模范。要顺应时代要求,把学习和掌握法律作为修身、为人、从政、做事的必修课程、必备素养、必过门槛。三要做守法的模范。要牢记法律红线,自觉做到“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不因位高权重而无视法律,不因人情干预而践踏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文化环境。四要培育法治思维。要深入掌握法律知识、法治理论,主动以法治思维看待问题、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通过执政党法治实践而积累的法治自觉,就能培育每个公民的法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让遵纪守法成为一种法治常态。

政府的法治自觉。法治政府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各级政府必须增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政府的法治自觉,可以积聚全社会的法治信念和信心。一要提高立法水平。各级政府要把准立法选项,坚持“开门立法”,做好立法项目的立、改、废;要提升立法质量,充分体察民情、集中民智、回应民意、保护民利。二要规范决策行为。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健全决策问责机制,坚决杜绝不科学不合法的决策行为。三要创新执法模式。政府既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又要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实现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统一、协同推进。四要强化执法监督。要加强对关键部门和岗位的监督制约,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同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通过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真正发挥法治作用、彰显法治力量。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感受到的公平正义中积累成为对法治的信心和信念,当这种信心信念越来越积聚成全社会的共同认知时,就会沉淀和凝练成为我们民族新的国民品质和国民精神。

公民的法律自律。法治文化不会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自然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是全体公民,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教育体系做支撑。公民的法治教育所关注的不仅是简单的道德说教,更要紧是明白作为公民应该拥有的权利义务;不仅是通过简单的法律条文普及,更是要通过持之以恒润物无声的公民教育使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道德潜移默化变成公民最基本的价值理念、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不仅仅要让大家懂道理讲道理,更要成为懂规矩守规矩的公民……只有这样,才能造就有知识、有能力、负责任的公民。这是生成中国法治文化的前提和希望。当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公民个体,经过公民法治培育和洗礼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公民时,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才有希望,中国的法治精神才有希望,全面依法治国才有希望。

来源: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熊黎明,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审核:朱锐勋)

(编辑:任成斗)